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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风投基金的风投公司本身也是个LLC,其最高管理者就是风投公司的合伙人了(Partner)。风投公司本身不会有什么CEO、总裁之类的头衔(有这些头衔的风投公司一定是冒牌货),风投公司的合伙人不仅在风投公司内部地位崇高,而且在科技界呼风唤雨,比如KPCB的合伙人约翰?多尔就是Google、太阳、亚马逊等多家上市公司和更多未上市公司的董事。在风投刚刚进入中国时,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在一次风险投资研讨会上,来了很多公司的CEO、总裁等“贵宾”,礼仪小姐一看这些人的职务,便把他们请到前排入座。后来来了一位客人,礼仪小姐一打听是什么合伙人,便把他安排到后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就座。这位合伙人没说什么就在后排坐下了。结果那些CEO和总裁们看他坐到了最后,谁都不敢往前面坐了,因为这些CEO和总裁们所在的公司都是他投资的,而他们的职位也是他任命的。由此可见风投合伙人在业界的影响。这时,英特尔公司从外部得到了强援。由于IBMPC兼容机的逐步普及,技术上相对落后的英特尔反而占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虽然,摩托罗拉后来又推出了对应于英特尔80486的68030,但是,这时各个工作站公司都开始开发自己减指指令(RISC)的处理器,摩托罗拉只剩下苹果一个用户便很难和英特尔竞争了。几年后,摩托罗拉干脆自己也加入了RISC的行列做起PowerPC,十年后,随着苹果也开始使用英特尔的处理器,摩托罗拉彻底推出了微机处理器市场。当一个公司还没有占到市场的50%,并且在高速发展时,它不会涉及到转型的问题。一个非常成功的跨国企业需要转型时,都是在它的发展非常成熟以后,就好比人到了中年。这时,一个公司和一个人一样,改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当它涉足一个过去它不熟悉的领域,就好比一个已经养尊处优的四十岁的人重新走入课堂去和一群二十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读书,学习起来比没有负担的年轻公司要难得多。更何况,年轻的公司没有退路只有向前进,而成熟的公司总有它传统的业务可以依赖,一旦遇到问题就可能退缩。2020澳门金沙赌城自古英雄出少年,这是风险投资家们普遍承认的事实。红杉风投的投资家们和我谈过他们选择投资对象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创业者一定要有饥渴感(Hungry)。很难想象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能比一个急于脱离贫困现状的缀学生更有把公司办好的可能。因为前者办公司不过是为了锦上添花而后者则是要置于死地而后生。这就是乔布斯勉励年轻人要保持饥渴感(KeepHungry)的原因。关于风险投资家如何选择投资对象我以后还会详述。因此资深创业者和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各有优势,但是机会均等。硅谷各个层次的成功者几乎无一例外是靠自己的双手从零干起,获得成功的。

2020澳门金沙赌城赫德一上任就对惠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裁撤了水平很高但是对惠普用处不大的研究部门。惠普的研究院历史久远,除了惠普自己早期的各个研究所,还包括从康柏继承下来的原来DEC的研究院。后者曾经是美国仅次于IBM研究院的计算机研究院。惠普研究院包括有图灵奖得主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但是,既然惠普已经成为了一个家电公司,那么养这么多科学家的必要性就不大了,因此赫德果断地裁撤了该部门。同时,赫德对其它部门也进行了相应的瘦身,惠普一共裁员一万五千人。同时,为了减少动荡,赫德基本维持了公司2004年的架构,即分成服务业(TSG)、个人电脑(PSG)和打印设备(ISG)三个主要部门,(当然还有一些小的独立部门)。和任何其它商品相比,IT产品的制造所需的原材料非常少,成本几乎是零。以半导体行业为例,一个英特尔的酷睿双核处理器集成了二点九亿个晶体管,三十年前的英特尔8086处理器仅有三万个晶体管。虽然二者的集成度相差近一万倍,但是所消耗的原材料差不太多。IT行业硬件的制造成本主要是制造设备的成本。据半导体设备制造商AppliedMaterials公司介绍,建一条能生产65纳米工艺酷睿双核芯片的生产线,总投资在20到40亿美元。去年,英特尔公司的研发费用为六十亿美元。当然,我们不能将它全部算到酷睿的头上,但是英特尔平均一年也未必能研制出一个酷睿这样的产品,所以它的研发费用应当和英特尔一年的预算相当。假如我们将这两项成本平摊到前一亿片酷睿处理器中,平均每片要摊上近一百美元。这样,当英特尔公司收回生产线和研发两项主要成本后,酷睿处理器就可以大幅度降价。去年英特尔处理器销量在两亿片左右,因此,一种新的处理器收回成本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半。通常,用户可以看到,一般新的处理器发布一年半以后,价格会开始大幅下调。当然,英特尔的新品此时也已经在研发中。而对私有企业的投资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收买长期盈利看好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比如投资大师巴菲特经常做的就是这件事,他很成功的案例是在美国大保险公司Geico(原名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overnmentEmployeeInsuranceCompany)快要破产时,百分之百地以超低价收购了该公司,并将其扭亏为盈,从而获得了几十倍的收益;另一种是投资到一个新的小技术公司中,将它做大上市或者被其它公司收购。后者就是风险投资的对象。

那么,联想购买IBM笔记本部门是否亏了呢?虽然我没有看过联想这几年的营收情况,但是我认为联想当年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有两条原因当时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到。第一,IBM笔记本Thinkpad是笔记本电脑的第一品牌,联想买下这个品牌就可以直接在世界各地销售自己品牌的电脑,而不是为美日公司组装机器。有时,即使花很多时间和金钱,也不一定能创出一个世界级的品牌。联想这次一步到位。第二,当时联想笔记本电脑在世界市场上销量不过2%,这个市场份额无足轻重,根本无法和Dell、惠普等公司竞争。当时IBM有5%的市场份额,两家加起来大约有7%,这个份额在世界上可以进前五名,和美日公司就有一拼了。当然,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疑问,联想是否能将IBM亏损的笔记本部门扭亏为盈。应该讲,1999年的惠普虽然大,但是并不强。这有点像中国战国时候的楚国。惠普的董事会当然希望把惠普搞得强大。它必须决定分出去哪个部门,保留哪个部门。医疗仪器部门虽然利润率高,但是在GE的打压下发展有限,经过长期酝酿,才决定将科学仪器和医疗仪器部门都分出去,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安捷伦,然后新的惠普好集中精力于计算机行业。这么大的公司重组当然要有个有经验的人来执行,惠普公司董事会看中了菲奥莉娜拆分和并购公司的经验,破例选择了她出任硅谷最老的惠普公司的CEO,来实施安捷伦上市的事宜。比较复杂的是中间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两个我遇到的真实的例子,读者就会对风投的决策过程和股价方法有了解。2020澳门金沙赌城在通信领域,规则比技术更有利于一个公司占领市场。随着奥运会的召开和苹果第二代电话iPhone的推出,第三代手机又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主导第三代手机技术的公司不是热门的iPhone制造商苹果公司,也不是今天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而是曝光率并不高的高通公司(QualComm)。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通公司是第三代手机和无线通信的规则制定者。虽然第三代无线通信的技术CDMA早在越战时就为美军使用,并且全世界掌握该技术的人非常多,但是将CDMA用于手机通信的最早解决方案(CDMA2000)是由高通公司提出的。CDMA2000很快便成为了国际标准。高通公司通过专利保护几乎堵死了任何绕过其专利的解决方案,进而达到了主导3G手机市场的目的。高通公司做事一向很霸道,专利费极其昂贵,它向每一个手机收四到八美元,超过一部手机所有芯片能带来的利润。这就逼着日本、欧洲和中国不得不搞出了自己的CDMA标准WCDMA(日本和欧洲)和TD-SCDMA(中国)(后来美国又加进了一个WiMax,这样全球共四个标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认为WiMax属于第四代4G的标准)。这些后来的标准在技术上超过了高通公司的CDMA2000解决方案。但是,整个3G市场仍然被高通抢了先机。一方面,高通的CDMA2000以两倍于WCDMA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高通公司在WCDMA中抢占了专利总数的大约30%,而且是最关键的专利(具体数字不是很准确,大致在这个范围)。欧洲以诺基亚公司为首的工业界也拥有大量WCDMA的专利,它们联合了高通公司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BroadCom)试图挑战高通的权威。高通公司采用擒贼擒王的办法先制住诺基亚,和后者打了很多年专利官司。最后,高通公司威胁不再做WCDMA的芯片,这样它将以WCDMA专利的净拥有者身份阻止诺基亚进入3G市场。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做法,但是高通公司输得起,因为它已经拥有了很大的3G市场,而诺基亚既不能绕过高通公司的专利进入3G市场,也不能从此放弃3G这个新兴的市场,它根本输不起。结果诺基亚不得不低头,今年七月二十五日,两家公司达成和解,高通公司将专利费做了下调。即使下调后,诺基亚仍将支付给高通公司巨额的专利费(细节没有公布,据估计诺基亚在今后十五年内,每部手机仍将付给高通几美元),高通公司从此将在WCDMA市场上唱主角。当天原本是高通公司公布业绩的日子,高通公司临时通知媒体业绩公布时间将推迟几小时,敏感的华尔街已经感觉到高通公司很可能搞定了诺基亚,股价在盘后大幅上涨。果然,几个小时后高通公司公布业绩时宣布了这个好消息,股价猛涨了近20%。而它的竞争对手博通公司的股价则一落千丈,标志着整个行业挑战高通的失败。虽然在欧洲、日本和中国,各自的手机厂家和运营商占有先天之利,但是其3G无线通信至今依然在高通公司的阴影下运作,因为后者的标准已经成为行业普遍遵守的规则。中国政府已经投入了数千亿人民币扶植自己的标准,但现在看来阻止高通主导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政府进行强制性干预,高通公司制定的3G的游戏规则将越来越强化。

当然,从斯坦福拿任何一个学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有句话,“哈佛难进,麻省难出”。而斯坦福大学实际上是既难进又难出,它对学生一贯采用严进严出的做法。有人认为只要给斯坦福捐一大笔钱就能“混”进学校,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斯坦福并不缺钱,而且不会为了钱去砸自己的牌子。(哈佛等大学同样杜绝这种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入学)根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它本科生的四年毕业率只有75%左右,即使到第六年,毕业率也只有95%。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四年内完成不了本科学位,有百分之五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后拿不到学位。这个淘汰率比中国最好的大学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的博士生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读了几年因为无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Exam)不得不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以它的电机工程系为例,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要被资格考试刷掉,当然每个人有两次机会。很多人奇怪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些小公司而出不来大的跨国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坦福大学的办学方法和美国东部的名校有很大的不同。斯坦福不是简单地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专业叠加,从波士顿搬到了加州,而是根据加州的情况办了一所全新的学校。只要同时在斯坦福大学和美国东部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呆过一段时间就能强烈地体会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NSF和DARPA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有了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搜索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几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Google,在最后的提问时间,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Googl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扶植和照顾,在场的Google副总裁回答,她觉得Google作为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需要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风险投资则相反,他们是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打交道,同时他们又是更聪明的人。风险投资的关键是能够准确评估一项技术,并预见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所以有人讲,风险投资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

让我们回到1999年,看一看决定惠普命运的两次拆分和并购。1999年时,惠普的产品线分成三个方向:传统的科学仪器,比如万用表示波器;医疗仪器,比如核磁共振;计算机及其外设。我们不妨看一看惠普在这三个领域的前景。转型做起来要比扩展难的多。在工业史上,转型失败的例子比成功的多很多。首先,转型的大方向就不容易找。其次,即使转型时找准了方向,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失败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在失败的例子中,最经典的例子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向电子和航空领域失败的转型。下面这张图是从美国军方网站上找到的,大部分读者应该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但是,大家对它一定是似曾相识,因为这是美军在各种媒体,尤其是在电影中,通信兵最经典的形象。这位战士身上背的是摩托罗拉的SCR300背负式跳频步话机。它是一个可调谐的高频调频通信设备,重十六公斤,有效通讯距离十六公里左右。六十年前,摩托罗拉的牌子随着美军传播到全世界。我通常把科技进步和新的商业模式分成进化(Evolution)和革命(Revolution)两种,虽然它们的英文单词只差一个字母,意义可差远了。创业必须要有革命性的技术或者革命性的商业模式。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我把现在全世界营业额最高的计算机公司(今天的惠普营业额仍然比IBM高)说成是前景黯淡的昔日黄花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如果看看下面两张图表,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道理。同一个市场在不同的公司眼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个人微机在苹果公司的眼里和在微软的眼里完全不同。严格地讲,苹果其实不能算是一个计算机公司,而是一个注重创新的消费电子公司。在苹果眼中,计算机不过是新的电子产品的一种,当然苹果要把它做得越新、越酷越好。在这个前提下,苹果公司为工程师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来鼓励创新,其产品经理重视产品的品位。这些都是苹果基因中好的部分。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过于宽松的环境可能造成许多无谓的探索,做了很多对用户没有帮助的事。只注重产品的时尚,可能忽略用户的基本需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的一键鼠标,虽然很酷,但是毕竟没有微软的两键/三键鼠标好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麦金托什已经做得非常好、领先运行微软DOS的IBM-PC机整整一代时,乔布斯领导下的苹果仍然还在想方设法地在上面加功能,最后把当初世界上最好的PC机麦金托什搞得越来越封闭,使得它在和微软的竞争中差点死掉。而盖茨对PC机的理解和苹果完全不同,在他看来计算机是一种改变人们生活的工具,并且把“让计算机普及到每一个家庭”作为自己的使命,所以微软关心的是如何让产品改变人们生活。对微软来讲,功能比时尚更重要,因此它开发Windows的过程是一个严格的自顶向下的过程。一个大的团队负责一组菜单里的功能,里面每一个小的团队负责其中一个功能。在这种严格的分工下,人的创新就受到限制,但是却保证了产品朴实无华、能按时开发出来,能满足用户的需求。2020澳门金沙赌城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过程非常不顺利。斯坦福开课的两年后,老斯坦福与世长辞了,整个经营和管理大学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遗孀简-斯坦福的身上。当时整个美国经济情况不好,斯坦福夫妇的财产被冻结了。(我估计要么当时美国财产法关于信托财产方面不健全,要么斯坦福夫妇没有把他们的财产转到自己信托LivingTrust下面。这种情况现在在美国不会发生)校长乔丹(Jordan)和学校其他顾问建议简-斯坦福关掉斯坦福大学,至少等危机过去再说。这时,简-斯坦福才想到她丈夫身前买了一笔人寿保险,她可以从中每年获得一万美元的年金。这一万美元大抵相当于她以前贵族式生活的开销。简-斯坦福立即开始省吃俭用,将她家里原来的十七个管家和仆人减少到三个,每年的开销减少到三百五十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学教授一家的生活费。她将剩余的近万元全部交给了校长乔丹用于维持学校的运转。从斯坦福夫人身上我们看到一位真正慈善家的美德。慈善不是在富有以后拿出自己的闲钱来沽名钓誉,更不是以此来为自己做软广告,慈善是在自己哪怕也很困难的时候都在帮助社会的一种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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